1979年,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打越南?
多年前,在我国南方边陲爆发了一场既短暂又漫长的战争,短暂,是因为这场战争的主要作战行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宣告完结;漫长,则是因为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又进行了十年的漫长轮战。
对于这场战争,很多人的认知仅限于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和《芳华》。
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背后国家间的博弈并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开始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期——
1979年,我们为什么要打越南?
01
要讲清楚中越开战的原因,就必须先聊一聊历史上的中越关系。
越南,古交趾之地,自古与中国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国时越被楚所灭后,一部分越人南迁到了越南北部和广西西部一带,这支越人后来逐渐演化为了如今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将自己扩张的兵锋指向了南方。
50万大军南下,用了7年的时间将东越、闽越、岭南一带平定,其中就包括了如今的越南北部,越南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内。
公元前207年,赵佗趁秦朝国内动乱,以广州(番禺)为中心建立了割据政权南越国,实际掌控了越南中北部一带,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朝建立后,赵佗向汉称臣,接受封号,越南古史书一直将南越王国列入王统,推赵佗为越南历史的开国之君。
但实际上,赵佗与秦末各诸侯自封为王的做法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而已,并且赵佗本人也是中原人,因此古越史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交趾一带从此由中央王朝派员直接管辖,在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越南始终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直到五代十国的大混战时期,越南才脱离了安南都护府的统治,建立了大翟越国。
由于此时宋朝刚刚建立,国力衰弱,无力在南疆饮马,只能册封当时的越国国王,中越正式建立起了宗主——藩属国的关系。
这种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清末,直到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才被打破。
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条约,放弃了在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作为保护国在越南实行殖民统治。
可以说在越南有文化记载的两千年里,一千年是作为郡县被中国直接统治,剩下的一千年则是作为中国的藩属。
这种身份上的强烈对比使得越南人变得极为矛盾:
一方面,与中国这样一个统治过自己近2000年的大国做邻居,他们感到不平等、不平衡,以及对中国国力强大的如坐针毡,因此越共中央委员黄松在1976年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时,就这样说过中国:
“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
另一方面,中越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是以和平为主导,越南大规模借用中国的文化、宗教、语言、文学,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无一不是套用的中国模式,所以越南怕中国,怀疑中国,担心中国都是事实。但事实的另一面就是越南同时又崇敬、羡慕中国文明和成就,整个社会具有一种明显的中国化倾向,这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越南的戒心,不过也为后来中越的反目埋下了一大伏笔。
02
话归正题。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将马列主义送入了中国和越南。
在中国共产党无偿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下,胡志明从欧洲来到广州参加大革命,组建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培养了大量革命骨干。
1938年,胡志明第二次来到中国,一方面参加抗日战争,一方面在中国西南地区就近关注越南国内的革命,长期在中国的工作,让胡志明等越共老一辈革命者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也直接影响了越南建国初期与中国的关系。
1945年,胡志明趁日本投降,法国尚未返回之机发动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越。
但很快法国人卷土重来,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土全面沦丧,被迫撤退到越南西北的一小块根据地。
此时的越南不仅国内形势岌岌可危,国际上同样无人问津,没有国家愿意承认它的国际地位,西方国家大都支持法国,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在观望,因为此时的越南实在是太过于弱小,说不定哪一天就被灭掉了。
危难之际,只有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于1950年电告越南,表示愿与其建交并互派大使。
在当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决策。
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值成立之初,西方世界主要国家没有一个承认中国的主权,美国又在朝鲜、中国台湾方向支持和参与军事行动以钳制中国。可以说外部形势极为严峻,而此时法国正准备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一旦成功,中国就可以在国际社会上为自己赢得一定的喘息机会,打开外交的突破口。
但我们却选择冒着遭受南北夹击的风险,毅然搁置中法关系,率先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权并与之建交。
中国的建交不仅使越南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帮他走上了国际舞台,为越南的存在提供了国际法理性,让法国对越南的战争具有了明确的侵略性质,而且为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大后方。
从这一年开始,中越关系进入了胡志明所说的“同志加朋友”的蜜月期。
在中越正式建交后,《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
“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
是存在着悠久的友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属于伟大的世界民主和平阵营。
深信日益密切的中越关系,
必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以及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作有力的贡献。”
然而在29年后,同样是《人民日报》,却说出了那句更加有名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回到正题。为了保证越南经济的平稳建设发展和国土安全,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或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困难了,还要这么大力度帮助越南?”
其实,不仅仅因为越南是我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缓冲区,不仅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美国,更重要的是,这本就是我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贯立场: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
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
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手去援助他们
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
所以在建交之初,哪怕中国面临着同样巨大的经济困难,但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援越南恢复和发展经济。
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的近30年,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援助国。共提供援助200亿美元,提供物资160万吨,均位居世界第一;同时,还派专家组帮助越南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基础。
在胡志明的请求下,中国在军事上同样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派出了以陈赓、韦国清为领导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领导的政治顾问团,先后协助组织指挥了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等一系列重要战役。
其中,开始于1954年3月13日的奠边府战役更是堪称越南抗法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转折点。57天的激战中,越南共歼敌1.6万人,活捉了法军司令,直接改变了战争形势,影响了正在召开的日内瓦会议。
越南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战场上的硝烟逐渐熄灭,更加激烈的交锋就转移到了日内瓦会议的会场上。
日内瓦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老挝、柬埔寨)问题,与会各方均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立场。
召开时,中国刚刚胜利结束了持续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希望能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阶段。
而此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双方僵持的战略格局,法方兵力经补充后达到了47万人,越方力量共约30万人,并且法军仍控制着大城市及主要的战略要地、海港和战略交通线,如果继续打下去,根据美法《共同防御协定》,美国便有着足够的理由直接介入越南。一旦美国介入,后果将完全无法预料。中国或许又将以志愿军名义参战,势必会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严重影响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
因此中国的构想是:
尽一切努力达成某种协议,越南统一的事情可以先韬光养晦,徐徐图之,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这就与北越欲乘奠边府胜战之威,武力统一全越的构想发生了分歧。
最终,迫于当时情势和社会主义阵营全局利益,中苏越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署了日内瓦和平协议,以北纬17度以南、9号公路以北20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将越南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充分体现了我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当时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范文同迟迟不肯同意北纬17度线的方案,他坚持的是北纬16度线,周总理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出兵干涉的严重性,并结合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中共及时撤出苏南根据地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来说明进与退的辩证关系,周总理说:
“不要过多计较16度还是17度线,要给法国政府留点面子,使其能从战争中较为体面地解脱出来,只要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的。”
最终成功劝说范文同点了头。
然而就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年,美国就支持南方的吴廷琰政权撕毁条约,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南越),在南方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北越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非常急于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来反抗吴廷琰政权的白色恐怖。
当时,北越就这个问题向中国征求了意见,中国出于配合苏联外交政策和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考虑,曾劝说越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因为一旦大规模开战,北越的军事实力是弱于由美国支持的南越的,并且中国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压力将成倍增加,严重影响国内建设。
一部分越南领导人对此耿耿于怀、并逐渐产生了对中国的偏见,其中一位叫做黎笋,他正是胡志明之后越南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也为中越后来的反目留下了另一个伏笔。
03
时间来到60年代,越南冲突再次升级。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悍然出兵越南,越南战争爆发。
为了保护南部边疆的安全,佐证革命外交路线,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越,再次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援助,仅1962年到1966年,中国就无偿向越南南方解放军提供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其中许多装备是刚刚研制成功,尚未准备我们自己的军队,就提供给了越南。
当越南方面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解放军动用库存、甚至直接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合计32万人支援越南,1100多名指战员在战争中壮烈牺牲。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变得极为重视中国的反应,他们始终没有公开中国部队已经进入越南的事实,甚至画出了一条明确的底线——
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画出的界限之内,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度线,中国也没有像抗美援朝中那样派出作战部队直接参战,双方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中苏越的三角关系却在不断恶化。
1965年中苏矛盾激化成为了事件的转折。
在此之前,苏联的外交重点更多是放在欧洲,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消极回避,然而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苏联逐渐转变了对越南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赫鲁晓夫 图源:网络
因为他们发现,中越关系远比苏越关系紧密的多。
每次越共领导人前往会晤苏共领导人之前,都要先到中国会晤中国领导人,并先进行事先的磋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中苏关系破裂的大背景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东南亚地区很有可能将被中国所控制,因此苏联决定加强对越南的插手,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并,也不能听任其彻底完全投入中国的怀抱。
那么中国方面呢?
美国此时已与我们达成了绝不越过北纬17度线的奇妙默契,不再构成直接威胁,最大的威胁反而是苏联。苏联不仅在我国北方部署大量兵力,并且在中印边境冲突后选择支持印度,并大幅增加对印度的军事援助。
如果苏联控制了越南,就会在陆地上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因此中国必须对苏联插手越南予以反制,一场中苏间无形的争斗在美越军事对抗的战场上全面爆发。
仅1965年当年,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至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至于中国的援助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1965年至1974年中国援越总额达125.22亿人民币和3.8亿美元,通过简单的数值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国力上的强势,苏联在短时间内给的更多,也就逐渐成为了越南抗击美国最大的倚重。
北越此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外援,谁给的多,谁就是我的真兄弟。
除了在援助上全面压制中国,苏联还在竭力挑拨中越关系。
1965年3月,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援越问题上应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但中国却认为,强求联合行动就意味着兄弟党、兄弟国家要受苏联控制,苏联的行为是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所以坚决表示反对。
但同时,中国又保证苏联的物资可以通过中国进行运输,但苏联却告诉越南,中国完全不同意联合行动,并对苏联物资的运转进行了很多阻挠,如果没有中国在其中碍事,我们可以给的更多,以此来挑拨中越关系。
当援助变得劣势,关系遭到挑拨,再加上我们此前讲到的越南对待中国的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中越“同志加伙伴”的友好关系逐渐转冷。
1965年越南开始在公开刊物《历史研究》上刊载一系列仇华文章,利用历史问题,宣传“北方的侵略”,影射中国派兵援助越南是在效仿古代,意图对越南实施控制。
1967年,在河内举行的五一节集会上,越南领导人发表讲话感谢苏联的援助,而只字不提中国。
1968年春,越南政府决定接受苏联建议与美国谈判,一改事先与中国协商的惯例,直到宣布决定的前一刻才通知中国,中方得知消息后判断此时和谈时机并不成熟,越南却表示:
“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
中越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短短几年就已经疏远,尽管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尝试过向北越施压,要求北越提防苏联,但北越却不以为然,否认了中国关于苏联会出卖越南利益的说法。
时间来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极具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已经来到了战争的边缘,对中国来说,苏联已经成为了首要敌人,而美国此时深陷战争泥潭,在同苏联的竞争对抗中表现得越发疲软,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同时中国又是破解越南战争困境最关键的一把钥匙,这就为中美两国寻求实现关系和解,对外交策略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便共同对抗苏联,提供了共同的出发点。
因此中美一拍即合,两国关系在时代的推动下逐渐走向缓和,然而中美关系逐渐缓和的代价,却是中越关系渐行渐远。
1969年亲华派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亲苏派领导人黎笋上台。
之前埋下的另一个伏笔渐渐显露,黎笋对中国毫无感情,甚至因为此前的日内瓦会议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反感。
比起中国,他更愿意相信更为强大的苏联,正式为越苏结盟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
然而黎笋此时却并没有直接发表要脱离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公开宣言,因为此时越南尚未统一、还需要中国的援助。
但中越看似和平的关系下,却已经变得暗流涌动。
1971年7月,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来影射中美会谈。
1972年2月21日,中共驻越南大使馆与越方举行传统的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
然而此时越南态度的转变也已无法阻止中美关系的逐渐回暖,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签署。这份声明的潜在话语是:
“中美都不会与苏联合作,反对其主宰亚洲的企图。”
1973年1月27日,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越美双方签订巴黎和平协议,越南战争宣告结束。
实际上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曾把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中国在对美谈判中充分考虑了越南的利益,但中美关系缓和仍然对中越关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中美会谈中,中国拒绝美方提出的想让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帮美国说话,向河内施压的要求,拒绝美将中国台湾问题同越南问题挂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越南也并未理解中国的良苦用心,对中美关系改善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
尽管中美关系缓和这几年是中国援越数额最高的几年,周总理甚至多次亲赴河内向越南领导人解释:
“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并未去华盛顿
你们可以去巴黎同美国谈判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
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
我们并未出卖朋友!”
但越南却始终不愿相信中国的说法。反而与苏联相呼应,坚决反对中美改善关系,指责中国“联美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出卖了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实际上引导越南做出这一举措的底层逻辑,还是我们讲过的越南人对待中国人的心理,越南这个民族当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而仅仅依靠他们自身力量又不能解决问题时,传统的越南社会就会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会表现出对中国的依赖心理,而当越南实力增强,自主能力增大时,越南又会有害怕中国对越南进行干涉与控制的疑惧心理,因此中美关系缓和给越南人带来了无限的猜想和恐惧空间,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
“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
彻底影响了其对待中国和苏联的态度——
搁置中国,走向苏联。
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高层范文同所说的:
“苏联人民在这场斗争的年代里对我国人民最亲近。”
同样佐证了此时越南的选择。
1973年7月,黎笋访问苏联,商定扩大苏联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之间各种级别的兄弟联系,这次访问被认为是“加强苏越两国人民兄弟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其实哪怕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越也只是在立场上有一定的矛盾,双方并没有足以爆发战争的直接矛盾点。
但越南人逐渐兴起的野心,将一切推向了不可逆。
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黎笋心中的野心逐渐膨胀,开始构想重建印度支那联邦,将老挝、柬埔寨纳入自己的统治,同时从地缘安全的角度考虑,越南整个地形状况是狭长的“S”形,呈南北走势,东西方向狭窄,缺乏地缘政治战略缓冲和地理位置上的军事纵深优势,为了掠夺丰富的渔业、旅游、石油资源,也为了夺取战略缓冲区,实现自己“海洋强国”的梦想,1975年4月,越南占领了主权属于中国的6个南沙岛屿,向中国提出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
10月,黎笋率党政代表团再次访苏,发表了苏越宣言,规定了苏越两党、两国之间全面合作的重要措施,宣称苏越之间的友谊是“永恒和牢不可破的”。
这一年,越南当局强令为宣传中越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河内中文报纸《新越华报》停刊。
在全国范围内歧视、迫害和驱逐华侨,27万华侨被驱赶回国,100多万华侨被迫从海上出逃。
1977年,黎笋访华,其印度支那联邦计划遭到了中国的反对,越南与中国彻底决裂,逐渐将中国视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
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全面倒向了苏联。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
“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
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
(越南要)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
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胜利夺取柬埔寨,
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
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
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
直接掀起了中越边境无休止的武装挑衅和武装冲突。
1978年11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黎笋此时扬言道: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军队以对付中国。”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
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
1978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108次之多,他们公然在中国土地上埋设地雷、插竹尖桩、挖掘堑壕、修筑工事、突袭哨所、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劫我财产、袭我火车,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1978年12月,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仅一周就占领了柬埔寨全境,黎笋向着自己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正式迈出了脚步。
实际上越南这期间的所作所为,背后正是苏联的战略筹划,在亚洲东侧,通过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苏联可以控制整个东南亚;在亚洲西侧,通过对印度、阿富汗和伊朗的控制,可以直接南下波斯湾;而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同样有所动作,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而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予教训。
教训越南,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苏联将很难做出很大的反应。
04
到1978年12月底,已有3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集结在中越边境地区蓄势待发,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访美。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惩罚越南的情况: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
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
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
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
“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邓小平访美历史照片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
《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
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愿意打仗,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那么后续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这次战争中又涌现出了怎样的感人故事?我军又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怎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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